本文摘自《聆听历史细节》王凡著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

　　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真实情况



　　8月20日，毛泽东前往洛川冯家村，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就是有名的洛川会议，叶子龙亦随同他前往。会议期间的一个黄昏，叶子龙独自散步，遇见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和两位女性。

　　萧劲光把两位女性向叶子龙做了介绍：一位是他的夫人朱仲芷，一位是刚刚从上海来根据地的电影演员江青。那是江青初入陕北根据地，也是叶子龙第一次见江青。

　　关于江青到延安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形，世间有种种传闻，在叶永烈所著的《江青传》中，把几种有代表性的记载都罗列了出来：

　　一是江青在到延安的第二天，随曾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徐明清及其丈夫王观澜见的毛泽东。叶文说徐明清比江青晚到延安一个多月，不可能在江青到延安的第二天带她见毛泽东。

　　二是徐铸成《萧桂英进宫》一文中所说，毛泽东看江青演《打渔杀家》，注意到江青，江青感觉到了，主动找康生，要求他引见。

　　三是王明从莫斯科到延安的欢迎晚会上，江青出演《被糟蹋了的人》，受到毛泽东的关注。叶永烈考证该剧编剧崔嵬此时未到延安，否定了此说。

　　四是翟椿林回忆，在一次文艺演出时，江青主演京剧《打渔杀家》，节目结束时，毛泽东等到后台慰问演员，江青主动上前和毛泽东握手，并亲切交谈。

　　五是引的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所著《江青秘传》，说江青在延安中央党校听毛泽东作报告时，故意搔首弄姿引起毛泽东的注意，随后给毛泽东写信，提出问题请求领袖指教。

　　不知何故，叶永烈没有引朱仲丽另外一部书《女皇梦》中的叙述。朱仲丽在这部书中提到她的表姐，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的夫人，江青同她一起从洛川进入延安，并在到达延安的第二天，带江青看望了毛泽东。她们和毛泽东在院子里谈了一会儿，便告辞出来。

　　朱仲丽是否有一位身为中共高级干部夫人的表姐不得而知，但她确有一位曾是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夫人的姐姐。叶子龙和江青的第一次见面，恰恰在洛川，而且江青恰恰是和朱仲丽的姐姐朱仲芷在一起。

　　据叶子龙回忆：洛川会议结束，返回延安的第二天，萧劲光夫人朱仲芷就带江青来见毛泽东。毛泽东是在他住的窑洞外面见的江青，所以叶子龙看到了他们交谈的情景。

　　朱仲丽《女皇梦》一书人物的真实姓名，大都通过谐音或义近的方式改换了，有些人物间的真实关系也被模糊或改动。在书中，朱仲丽对她表姐如何与江青从洛川到延安，江青如何央求她表姐带她见毛泽东的过程描述得相当详尽，且多处与叶子龙关于朱仲芷的回忆相吻合。因此笔者推测朱仲丽笔下的表姐，实为其亲姐姐，那么，叶子龙的回忆是比较可靠的。江青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情况，也随之清晰了。

　　1937年年底，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的王明从苏联回国，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康生、陈云。他们还带来一部电台，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苏联人。同来的还有一位姓金的朝鲜人，他被指派给毛泽东当参谋。

　　王明到来不久，就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，作了个题为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的胜利呢？》的报告，批评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正确路线，提出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”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，否定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。

　　由于他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，因而迷惑蒙蔽了一些人，使其错误意见一度占了上风，并在党内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思想混乱。针对这种情况，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，以肃清右倾投降主义思潮的影响，更好地领导抗日战争。

　　会议期间，中共在各地的领导、各军的将领们大都来到了延安。会议结束后的一天，贺龙对毛泽东说：“你还不请我们吃饭？”“哦，为什么要请你们吃饭？”“你结婚了，还不该请吃饭吗？”“好！我请你们吃。”毛泽东叫来了叶子龙，说：“你给我们办两桌饭。”

　　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叶子龙这个机要科科长就兼任了部分生活秘书的职责。有一段时间，叶子龙病了，住到了延安城里，毛泽东身边没了人，感到很不方便，当叶子龙病好后，立即把他调回身边。叶子龙听了毛泽东的吩咐，当晚就办了两桌饭菜，请了朱德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贺龙、王若飞等人。王若飞喝得有些醉意，一个劲儿骂机会主义。

　　几天后，叶子龙又替毛泽东承办了几桌饭菜，请上次未请的人。这次来的人更多，张闻天、李富春、滕代远等也来了。这一次把叶子龙忙得够呛，准备饭菜，组织车子接送还碰上了敌机来轰炸。

　　朱仲丽在《女皇梦》书中，将毛泽东请客一事说成是江青逼迫的，与叶子龙的回忆有很大的差异。另外，叶永烈根据第二次毛泽东请客吃饭的参加者徐明清的回忆，将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日子确定在第二次吃饭的1938年11月20日，看来也是值得商榷的。因为吃饭在结婚之后，并非与结婚同时；如果要以吃饭为结婚标志，似乎也不该以第二次请客吃饭为结婚日，况且徐明清本人也说结婚约在吃饭前后，并未以其吃饭那日为结婚日。

　　敌机轰炸后，中共中央就搬了家，据说是第二次参加吃饭的滕代远建议的，他认为凤凰山不安全，而杨家岭情况好些。于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。毛泽东和江青住了三间窑洞，王明住在他们后面的一排窑洞。请客之后，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一事才为人所知。在这之前，叶子龙也说不清毛泽东和江青结婚究竟应从哪一天算起，因为他恰巧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到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。

　　1939年，叶子龙收到中共东南局书记、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从江苏发来的电报，说是江苏、上海方面的一些共产党员，听闻毛泽东与曾是上海电影演员的蓝苹结婚，认为很不合适。他们反映，蓝苹的情况比较复杂，曾经被捕，亦因婚姻不严肃搞得沸沸扬扬，请毛泽东慎重考虑。

　　关于项英的电报，笔者在一些文章和书籍中看到过几种说法：

　　一是当事人之一杨帆的回忆，他说项英曾向他问及江青的情况，他告诉项英江青被捕过，是否变节不清楚，但讲了对江青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看法。项英要他写个材料，还让他“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”，项英在电文后加了“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”一语。

　　一是黄子云在1995年1月《党史博览》发表的《“幸有寸心如火炽”》文章中的叙述。黄文说1939年，任新四军军部秘书的杨帆，向新四军政委项英反映了江青“在上海的劣迹”：“通过无线电波，反映江青劣迹的这份材料很快地到了延安。可惜这份材料没有直接落到毛泽东或是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手里，而是落到康生的手里。康生收到这电文的次日，将原文给江青看了，而且把电文扣了下来。”

　　由于决定给延安发电的项英于皖南事变中牺牲，电报是否直接发给康生无法确定。但叶子龙收到的电报并非发给康生的，否则他不应该先将电报直接送给毛泽东。叶子龙回忆说：“电报是我送交毛泽东的，所以记得电文的内容。毛泽东看了电报对我说，江青的情况康生都了解，如果有问题他就会告诉我了，可他并没有说什么，可见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必大惊小怪。就让我把电报拿回来了。”

　　同样的电报既发给中央，又发给康生个人，似乎不太可能。如果项英只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，按正常程序，应该如叶子龙所说，由叶先送毛泽东，而不可能直接落入康生手里，并由他拿给江青看，又私自扣了下来。根据黄文的叙述，毛泽东显然不可能知道项英来电报一事，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。事实是毛泽东首先看到了项英的电报，但他相信了康生有关江青情况的汇报，所以没有以此为意；至于他事后是否又因此询问过康生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　　赴重庆谈判，毛泽东说：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

　　据叶子龙回忆，也就是在1938年末至1939年初，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设秘书一事。身为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的叶子龙，又多了个头衔：军委主席秘书。

　　据另外一些材料记载，毛泽东也是在这一期间，斟酌考虑让陈伯达担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的秘书。由此可见，毛泽东关于中央领导人设秘书想法的形成，约在1938年至1939年之间。

　　1939年春夏之交，陈伯达调任中央军委办公室副主任，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，但同时还兼着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职务，中央研究院成立后，他还是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。毛泽东最初只是布置给他主编时事问题丛书的任务，他还可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，后来也是除了完成毛泽东指定写的书、文章外，他并不整天跟随在毛泽东身边。

　　时至到陕北后的第四个年头，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逐渐恢复了元气，并得到很快的发展。党员从4万增加到80万，军队从4万扩充到50万，党的机关也派生出许多新的分支，且日趋庞大。中央急需一名既富有实际工作经验，又有才干，并为各单位熟悉、尊重的干部，协调联络相互间的工作。

　　毛泽东很快就注意到这一问题，当他得知任弼时即将从共产国际归来，遂提议由任弼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，这个提议很快经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通过。而任弼时上任后操办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成立中央办公厅。他和毛泽东商议后，调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出任办公厅主任。办公厅下设秘书处，毛泽东亲自提名由王首道任处长，副处长为已是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。

　　当时也是毛泽东秘书的叶子龙，并未调入中央办公厅，依旧是中央军委机要科的科长。 1941年2月19日，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，听取时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方面的报告。毛泽东在会上提到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的问题，指出秘书处工作要有政治、军事、党务、情报及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项内容。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精神，会议决定调陶铸、胡乔木等人到秘书处工作。

　　据胡乔木回忆，他从那以后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之一，他的工作性质和陈伯达差不多。叶子龙回忆说：他们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协助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、报告，还负责整理会议记录等，此外他们都负责部分理论和宣传工作，所以并非总在毛泽东身边。但从胡乔木本人或其他人的回忆看，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的时间还是比较多的，住得很近，许多会议的记录也是由他做的。

　　到了解放战争时期，田家英经胡乔木的推荐，也成为毛泽东的秘书。至此，后来的所谓五大秘书，都到毛泽东身边了。

　　在笔者向叶子龙问起他刚当毛泽东秘书时，其他中央领导人是否有秘书时，叶子龙说：“哦，这我记不太清楚了，但我可以肯定王明有秘书，是廖鲁言，我们打过多次交道。”

　　“周恩来呢？后来的五大书记呢？是否都有自己的秘书？”笔者又问道。“五大书记那时差不多就都有像我这样的机要秘书了。跟着周恩来的是康一民，跟着刘少奇的是吴振英??不过那时都叫参谋，我还被称过参谋长。噢，解放战争时有两个姓叶的参谋长，大叶参谋长是叶剑英，小叶参谋长就是我。”

　　当笔者询问叶子龙，在那一段时期，在毛泽东身边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事情，能否讲一两件事时，叶子龙说：“刚到陕北时，战事频仍，整天都能听到枪炮声。但我们跟着毛泽东，就仿佛感觉不到危险，从未想过革命会失败。毛泽东的乐观、幽默、大智大勇，感染着我们。正像我前面讲过的，从山西回陕西渡黄河时，我们说，得到了马克思在天之灵的保护。”

　　记得知名人士柳亚子在一首词中，曾称颂毛泽东的胆略为弥天大勇。叶子龙说要谈弥天大勇，就不能不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事。当时解放区的干部战士，叶子龙也一样，都认为毛泽东不能去。“西安事变我们都经历过，记忆犹新，谁能保证蒋介石不像当年扣张学良那样，把毛泽东扣下呢？”

　　可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提出接受蒋介石的邀请，亲自去重庆。毛泽东向党内高级干部们说，去可以争取主动，要充分估计蒋介石逼我签城下之盟的可能，但签不签字在我。在不伤害双方利益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做些让步，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，第二步是江南，第三步是江北。如果这还不行，就城下不盟了，准备坐班房。我们党的历史上，除了何鸣事件外，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。如果是软禁，那倒不怕，正好要在那里办点事。

　　毛泽东提到的何鸣事件，发生在1937年7月16日。当时中共闽粤边区游击队领导人何鸣，对国民党利用谈判改编之机消灭红军的阴谋缺乏警惕，致使近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一七五师包围缴械。

　　赴重庆前，毛泽东说得那么轻松，可根据地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，悬了很久的心，直到毛泽东返回延安，叶子龙说他悬着的心才放下。

　　解放战争期间，毛泽东离开了延安，与陕北、山西之敌周旋，并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战事，那是叶子龙他们收发电文最频繁忙碌的一段。叶子龙说：“那一时期电文往来的确密集频繁，而且由于当时电报、文件发送的制度没有形成规范，还出现过一些小差错。然而也正因为发现了差错，我们设法防范，又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。”

　　当笔者要他举个例子时，他说：“我就给你讲讲电稿、文件传阅过程中，领导人署名画圈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吧。”

　　自1947年下半年，随着战事的发展，解放区一天天扩大，巩固后方，对旧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的工作日显紧迫。进入晋绥解放区的那段时期，整个战局趋于平稳，因此，毛泽东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土改问题。

　　还在从陕北至晋绥的途中，毛泽东就特别注意沿途了解土改的情况。 1947年10月，中共中央颁布了《土地法大纲》，明确宣布废除一切封建性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剥削制度，平分土地，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。这对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，巩固解放区，支援战争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可在此后不久，却产生了“左”的偏颇，中农的利益受到侵害，中小商业遭到破坏，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乱打乱杀的情况。

　　这些问题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，在当年中央12月会议上，他强调要在土改工作中反对“左的浪花”。 1948年2月，毛泽东亲自主持拟订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》，随即让新华社电台拍发全国各中央局、中央分局，要求各地认真讨论，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。此后，毛泽东就等候关注着各地的反映。

　　3月里的一天，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。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。毛泽东追问道：“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？”叶子龙说：“大概还没有来吧。”可胡乔木说他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。

　　叶子龙连忙去找，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。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勾，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、文件后，就在头一页上画个勾，所以叶子龙说：“这份电文您已经看过了。”毛泽东听了有些不悦，说：“我根本就没看过！”由于上面只有勾勾，从勾勾上的确看不出究竟是谁画的，所以到底谁看过，谁没看过，谁也分辨不清。

　　这时，还是胡乔木替叶子龙打了一下圆场，说是画勾这种方法有缺陷，许多人看了都打勾，勾一多，谁看了谁没看，就分不清楚了。没记准谁看了，谁没看，责任不全在叶子龙。毛泽东听了胡乔木的解释，觉得有道理，就没再深究。

　　为了改变这种谁看了谁没看搞不清的状况，叶子龙新想出了个办法，从此他在送传电报文件前，先在电报文件上署好各位领导的名字，哪位领导看过了，就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一个圈。这样一来，谁看了谁没看一目了然。领导人传阅电报文件在署名上画圈的制度，就这样形成了，并一直沿用到今天。

1. 2楼 [亏钱股民加q841966559] 发表时间：2012-04-27 14:39 [回复] [投诉]